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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信息：Eric Sjö berg. An empirical study of federal law versus local environmental enforcement[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6,76:九游会直播官网14-31.

　　随着全球环境污染问题的加剧，各国政府纷纷制定环境规制政策以规范企业的经济行为，保护生态环境。然而，由于各国中央与地方行政体制设计的差异，环境政策从制定到执行必然存在着落差。在财政分权体制下，由于激励机制的错配，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在政治目标、经济目标之间必然会存在偏好差异，这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央环境规制政策在地方的执行力度呢？发表在JEEM上的这篇文章利用瑞典的经验数据回答了这一问题。

　　研究背景

　　在公共物品提供方面，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枚不胜举。Oates的分权理论最早论证了这种外部性问题。他指出：在无外部性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将会提供最有数量的公共物品；然而若考虑外部性，地方政府对公共物品的提供数量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而在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上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在统一的环境规制标准下，地方政府较为宽松地执行将会给地方经济带来“商业友好”效应，从而吸引更多的企业在本地落户，与此同时，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环保政策执行不力会导致地方生态环境的恶化，而环境恶化的后果不仅仅存在于本地，也会蔓延至临近地区。Fredriksson et al.（2010）从理论角度对上述过程进行了论述，并将其命名为“本土偏好”（Home Bias）。而本文的研究则试图从实证角度，借鉴瑞典环境保护法在各地级市执行力度的经验数据对此进行分析。

　　研究目标

　　本文试图验证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法规的执行上是否存在着系统性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存在会通过两个途径产生更深刻的社会问题：1、若企业违反了国家环保法规，却由于所处地理位置和地方政府的执行力度差异而承受着不同标准的惩罚，这对企业而言则意味着“法律面前并非人人平等”，长此以往，一个国家整体的法制安全将会出现更多的漏洞；2、地方政府在决定环保政策执行标准时，由于外部性因素以及“搭便车”动机的存在，其实际执行力度与中央政府政策制定者的期望值之间存在着差距，这一过程本身即意味着效率的损失。

　　核心变量

　　瑞典各地级市环境制裁费标准化指数。

　　在瑞典，行政区划共分为三级，分别是国家、省、市。2009年以来，89%以上的环境制裁罚单来自于市一级政府，而其他两个行政级别政府所开列环境制裁罚单总量加起来不过11%。因此，本文将研究重点定位于瑞典市级环保部门的环境执法情况，以环境制裁罚单情况作为代理变量。

　　在瑞典，所有的企业均受到来自地方环保部门的监察。污染企业按照污染程度的不同被划分为A、B、C、U四个等级，其中A代表污染最严重的企业，U代表基本上无污染排放的企业。据瑞典环境保护司2004年的数据显示：瑞典所有污染企业的分类分布状况为500家A类企业，5500家B类企业，17500家C类企业。地方政府必须负责监管B类—U类企业的污染排放情况，监管频率可以是一年数次，也可以是数年一次，可以定期检查，也可以临时抽查，由地方政府环保部分自主决定，而监管频率和方式恰恰反映了地方环保部门的环境执法力度。一旦有违背环保法规的企业被监管部门查到，监管部门将会对此情况向上级及全社会予以通报并对该企业开列环境制裁罚单。罚单的内容包含三个方面：1、企业从事了未经许可的商业行为；2、企业未及时披露其环境信息；3、企业的行为不符合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罚单的惩罚范围从1000到1000000瑞士法郎不等。地方政府收到的环境制裁罚金会直接上交至国家，因而对于市一级的执法部门而言，并不存在金钱方面的激励去促使执行较为严格的环境监察力度，收取较高水平的罚金。然而，我九游会娱乐下载们无法直接看到和摄录环境监管过程，最好的办法便是通过环保监管执法结果，即环境制裁罚单开列情况去判断监管过程的严格程度。

　　开列环境制裁罚单必须遵循“快捷、简单、清晰”的原则，以强化企业的接受度。较低的罚单数量和罚单金额通常有两种可能：1、地方环境保护部门的环境监察工作执行到位，企业严格按照法规进行生产，因而被开列罚单的几率很小；2、地方环保部门环境监察工作执行乏力，致使企业的违法行为并未被发觉，因而罚单并未被开列。

　　本文中，作者并不是利用罚单的数量和金额去判断最优水平的执法力度，而是将此作为衡量地方政府执法力度的近似代表变量，因而上述两种可能性并不影响本文的分析。

　　数据来源

　　环境监管部门开列的罚单信息来自于瑞典环境保护部，涵盖了2003-2009年间各市年报中有关环境监管的所有信息，包括监管次数、受罚企业的规模、受罚日期、处罚金额、受罚企业所处地区等基本信息。表2给出了核心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模型设计

　　瑞典是典型的多党轮流执政国家，党派联盟是常见的政党参与竞争和执政的形式。在选举制度上采用比例代表制和少数代表制，使得一些小党派也能取得选票，争取到一定数量的议席，发出自己的声音和见解。因此在进行地方政府环境执行力度检验之前，作者首先回顾了瑞典的政治背景、选举制度、主要党派及其政治主张，尤其是较为关注环境保护的少数党派—绿党（Green Party）在选举中参政的形式。执政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偏好有可能会影响到地方政府的执法力度。

　　基本假设

　　在外部环境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对于所有的市而言，中央政府的法律规定是既定不变的。在地方工业结构不变的条件下，违法的企业数量和比例基本上会保持稳定的状态，因而地方环境违规罚单的数量也会保持不变。相反，如果执政党较为关注环境保护问题和环境监察执行情况，那么地方企业会因为被抓住的风险增大而更加谨慎小心地进行生产，我们应该会看到罚单数量的降低，这就是政党效应。

　　通过随机地将绿党放进各市的政治联盟群体中，观察地方罚单数量的变化情况，以此来识别政党效应对罚单的影响。作者运用Difference-in-Difference方法对此进行识别。回归模型如下：

　　（1）

　　上式中，代表着标准化后的罚单数量，即为本文关注的系数，即绿党对罚单数量的影响系数，为虚拟变量，若地区i在时间t时处于处理组内，则其值为1，否则为0，为影响地方企业罚单的其他控制变量，为时间固定效应，为地区固定效应。

　　在对 的估计中，有可能存在着内生性问题，即在环境污染问题较为严重的地区，选民的选举意愿有可能会发生变化，这必然会影响到地方企业和环境监察部门的行为，进而在地方执政联盟中会有绿党的加入。为克服这个问题，作者进一步使用了工具变量法，对上式中的虚拟变量进行工具变量替代，做法见下式：

　　（2）

　　（2）式中，虚拟变量 表示地区i在时间t时在上一级的议会中是否有自己地方的政党代表席位。

　　分析过程

　　（1）描述性分析

　　图2和图3、图4给出了分组描述性统计结果。

　　从图2中可以看出：与绿党没有参与地方执政党联盟的地区相比，执政联盟中包 含着偏好环境保护的绿党的地方开列了相对较多的环境制裁罚单。

　　由于本文的样本期间为2003-2009年，而瑞典的政治选举制度是每4年举行一次，因而本文的样本区间包含了一次选举，即意味着执政党的变化，实际上这一次选举发生在2006年的9月份，按照这个时间将本文的样本划分为2003-2006和2007-2009两个样本区间。图3给出了那些在第一阶段并未包含绿党而在第二阶段包含了绿党的政府管理地区的环境制裁罚单变化趋势，与之相比较的控制组是两个阶段都没有绿党参与执政的地区，这样处理组和控制组在第一样本期间具有同样的起点，便于进行比较。结果如下：

　　而在图4中，比较了另外一种情况：处理组和控制组在第一样本期间都包含有绿党的执政联盟的地区，而在第二样本期间，处理组地区的执政党中不包含绿党。结果如下：

　　图3中，2007年之前，两个样本组都不包含绿党执政，而2007之后，处理组的执政党中包含了绿党，其环境制裁罚单与控制组相比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这可能意味着绿党对地方政府的环境制裁罚单数量有正向影响；而在图4中，这种趋势并不是十分明显。

　　对于所有地区的环境制裁罚单在2009间均有大幅上升，这在图3和图4中均可以看出。这可能是由于动物福利法案的执行对地方环境监管部门施加了压力。

　　（2）回归分析

　　在描述性分析之后，结合方程（1），作者给出了DID估计结果，见表5：

　　在控制了各种可能的情况之后，表5的估计结果显示：绿党对地方环境制裁罚单确实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此外，图3和图4还共同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地方执政联盟中加入绿党会增加地方的环境制裁罚单数量，然而将已经存在的绿党从地方执政联盟中去掉却并没有导致环境制裁罚单数量的减少。为分析这一问题，作者进一步将处理组效应分解为两个阶段：绿党仅在第一阶段（2003-2006）的政治联盟执政地区，绿党仅在第二节阶段（2007-2009）的政治联盟执政地区。估计结果如表6：

　　从表6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在包含着绿党的执政联盟地区内，绿党从这些地区退出并不会影响其环境制裁罚单数量，然而绿党在第一阶段即加入直接决定着地方政府的环境制裁罚单数量。这可以用环境规制执行具有“棘轮效应”进行解释。一般而言，在商业与政治联系紧密的地区，政府容易执行较为宽松的环境规制政策，因而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现出较少的环境制裁罚单金额和数量。然而，一旦这种固有的紧密连接由于绿党加入到地方政党联盟中而被打断，将很难再恢复。因此，虽然施行较严格的环境规制在政治上比较困难，然而一旦施行下去，想再回复到原先的宽松水平将要比持续严格执行要难得多，这就是“棘轮效应”，只能向前进，而后退非常困难。

　　稳健性检验

　　如果绿党加入地方的执政联盟与地方选举制度的改变或者企业的环保执行态度相关，那么上文中的估计结果将会是有偏误的。作者运用工具变量法对此效应进行稳健性估计，结果基本与之相同。如表9：

　　结论

　　无论是DID估计还是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均显示：在瑞典，对生态环境保护较为偏好的绿党参与地方执政能够显著促进地方的环境监察力度，具体表现在这些地方的环境制裁罚单数量有显著增加。在有绿党参与执政联盟的地方，环境制裁罚单的数量普遍较多，这说明政治党派的偏好可以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但是一旦政策被制定，其执行结果也会根据地方政党偏好而有所差异。这也可以被称为“本土偏好”。

　　德国、美国等许多国家也施行的是这种环境规制政策的分权执行体制，本文对瑞典的研究也可应用到公共政策的其他领域，尤其是地方执行且存在着外部性的领域，比如动物福利法案、食品监管、排放控制等。本文的研究同时给予我们启示：在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各项规制政策的执行存在着系统性的偏差，这种偏差来自于地方与中央政治偏好差异下的次优执行策略选择结果。

　　Abstract

　　A potential problem with local enforcement of national legislation is the varying degrees of implementation that the decentralized structure may create. To study the severity of this problem, induced by the mismatch of local and national incentives, I look at the enforcement of the Swedish Environmental Code which is enforced at the local level. I measure enforcement in terms of environmental fines issued in each of Sweden’s 290 municipalities. I argue that the Green Party values the tradeoff between business friendliness and environmental concerns differently from other parties. Using both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pproach and IV, I find that municipalities with the Green Party in the ruling coalition issue more fines than other municipalities. This is problematic from an efficiency and equality perspective. The result suggests that politicians do not only affect environmental policy, but also that for a given policy, they can affect the outcome through implementation and enforcement.

　　Keywords:九游会电竞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Decentralization, Law enfor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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